[摘 要] 建構“互聯網+”行政執法的新生態是個系統工程，需要借助信息平台推進行政執法一體化，解決執法部門化問題，並將現場執法轉化為非現場執法、推進執法的半自動化。創設簡易送達，簡化優化執法程序，建構“行政執法監督平台+海量的群眾”。公開行政執法決定書，推進行政決定的執行，釋放市場和社會的活力。

　　連接，本身是互聯網的基本屬性。[1]通過連接，互聯網能夠縮短信息傳播時間，去除政府自身、市場自身、社會自身及其相互之間的中間環節，降低交易成本，增強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黏性，提高資源配置和政府管理的效率。但是，目前我國行政執法互聯網化的速度還很慢，程度還不夠深。本文嘗試探討，如何用互聯網（包括物聯網、雲計算、大數據等）的思維和技術建構行政執法的新生態。

　　我國市縣級行政執法主體太多，執法部門化愈演愈烈，行政執法協助難，行政管理的碎片化效應明顯，很難達到行政管理一體化目標。比如，城管綜合執法部門執行的主要是規劃等領域的行政處罰權，如果不能獲得規劃的行政許可信息，則難以開展違法建設執法活動，實踐中如何獲得其他部門的許可信息成為難題。

　　“免費+增值”是互聯網企業最常見的盈利模式，而這一模式往往要有兩個戰略資產：讓人欲罷不能的產品和有效的平台。[2]打破執法部門信息孤島現象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借助信息化，實現行政執法的平台化、體系化。任何一個行政執法部門，都能直接收集到違法行為人的相關違法行為信息，並將其作為裁量的考慮因素，從而加大違法行為人的成本，推進執法環境從“一處違法，一處受制”到“一處違法，寸步難行”，執法效果從“一根線”擴張到“一張網”，充分貫徹行政一體原則，發揮行政機關的合力。[3]

　　同時，行政執法的一體化可以節約成本，提高效率。這裡需要借助的是雲計算技術。當前，我國不少部委都有自己的“條條”執法信息系統，雞犬之聲相聞，但老死不相往來。為了解決類似問題，2011年，美國聯邦政府發布了《聯邦政府雲戰略》，該戰略要求各個機構必須確定3個可以推向雲平台的系統，並在年內完成至少一個。同時，聯邦政府2094所數據中心，通過雲計算，在2011年合並了137所。[4]

　　當前，行政機關人手少，任務重，發現線索難，執法成本高。通常來講，行政執法機關的案件來源有投訴舉報、行政檢查、其他機關轉交、上級交辦等形式。目前，行政檢查是行政機關主動獲得監管信息的最主要方式，因此，行政機關更傾向於使用行政檢查，但行政檢查易滋生尋租，重復檢查多，檢查的透明度和可預測性低，也影響企業的正常經營活動，不利於營造公平競爭的發展環境，推動大眾創業和萬眾創新。①實踐中，為了更好地發現和制止違法行為，不少地方和部門推行網格化執法，即將管轄區域劃分成面積均等的網格（通常是一萬平方米），在每個網格中配備相應的執法人員，這種人海式戰術效果好，但成本比較高，如果每個行政執法部門都這麼搞，財政將不堪重負。要解決“人少、事多、成本高”的執法難題，必須向科技要生產力。

　　一是借助物聯網、智能手機等技術、設備，解決發現執法線索難、人力資源不足、執法成本高的問題。據北京市城市管理綜合行政執法局介紹，城管系統在建筑工地安裝噪聲監測儀，噪聲超標則自動報警，實現了監管的自動化和常態化。其實，視頻監控、遙感、無人機、無人駕駛汽車、機器人等都可以在適當的場所和領域使用。可以想象，將梳理好的行政執法依據、行政裁量標准、行政執法流程、行政執法文書等載入固定的程序win8系统vpn设置教程，人工智能機器人上街執法巡查，收集証據，作出初步處理決定，也不是不可能。

　　二是補足執法科技化、信息化的“木桶”短板。比如，疲勞駕駛、超載等問題，立法已經比較完善，需要的是加大實施力度。《道路安全管理法實施條例》第14條規定：“用於公路營運的載客汽車、重型載貨汽車、半挂牽引車應當安裝、使用符合國家標准的行駛記錄儀。交通警察可以對機動車行駛速度、連續駕駛時間以及其他行駛狀態信息進行檢查。安裝行駛記錄儀可以分步實施，實施步驟由國務院機動車產品主管部門會同有關部門規定。”行駛記錄儀的成本並不昂貴①，我國長途客運汽車、渣土車事故頻發，機動車強制預安裝芯片是個解決路徑。芯片記錄疲勞駕駛、超速等信息，行為人一旦違法，則信息自動傳輸給執法部門，執法部門據此作出行政執法決定，這樣就實現了全天候、自動化執法。此外，如果公安和城管等執法部門安裝的攝像頭共享給其他執法部門，相當多的室外巡查可轉換為室內網上巡查。

　　三是完善投訴舉報的激勵機制。投訴舉報能夠降低行政機關的執法成本。當然，行政執法的非現場化、半自動化離不開智能手機，離不開“移動互聯網+”。2015年，貴州省貴安新區管委會開發了行政審批局移動互聯網辦公系統，將執法人員從工作場所解放出來，有網絡的地方都是工作場所，工作效率大大提升。

　　目前，送達難、送達多影響了行政執法的效率。關於送達難，通常是行政相對人惡意逃避送達程序，直接送達、留置送達、郵寄送達等都不能達到送達目的，行政機關隻能選擇公告送達，但公告送達的問題是送達周期長、成本高。關於送達多，不少違法相對人不需要正式的行政執法決定書（比如違法佔道停車），而這類案件數量非常大，逐件送達無疑影響了行政效率。

　　解決送達難，“互聯網+送達地址確認書制度”①是一條路徑。能電子送達的，制度上要允許電子送達。受送達人有義務提供真實有效送達地址，因受送達人自己提供或者確認的送達地址不准確、拒不提供送達地址、送達地址變更未及時告知行政執法機關、受送達人本人或者受送達人指定的代收人拒絕簽收，導致文書未能被受送達人實際接收的，文書退回之日視為送達之日，但受送達人能夠証明自己在文書送達的過程中沒有過錯的，不在此限。這就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行政相對人規避送達程序的問題。

　　解決送達多，建議創設簡易送達制度：一是行政執法機關可以給行政相對人發送“手機短消息/網絡社交賬號留言/電子郵件”等，告知其登錄行政機關網站的密碼和賬戶，獲取正式的行政執法決定書。二是允許行政機關向行政相對人送達不加蓋印章②的執法決定書，在法定的異議期后起算行政復議、行政訴訟救濟期間，相對人沒有在異議期提起異議的，決定書視為送達，案件的范圍可以大於簡易程序的范圍，鎖定在高頻且對相對人影響較小的案件。三是送達地址確認書要明確附上受送達人的手機號碼、電子郵箱地址、QQ賬號、微信賬號、支付寶賬號等信息，並告知其簡易送達的異議期及相應的程序、實體權利。

　　當前，行政機關及其執法人員不作為問題突出，對行政執法行為的監督效果不甚理想。政府信息公開尚不能滿足市場與社會自主運行的需要。要解決這些問題，不能單靠政府自身，必須依靠人民群眾的力量，依靠公開的力量，通過“免費”開放政府數據，主動公開行政執法決定書，獲得市場與社會自我治理的“增值”服務。

　　一是建構“統一的行政執法監督平台+海量的群眾”的“眾督”模式。智能手機的普及使得群眾獲得証據更加容易，“統一的行政執法監督平台+海量的群眾”的“眾督”模式，不受時間、地點限制，更接近於事中監督。這是“平台+點”互聯網架構在政府管理中的直接運用。

　　二是用公開推進行政決定的執行。法院的實踐可以作為參考。截至2015年12月3日，中國裁判文書網已公布裁判文書1165萬份，總訪問量達到3.4億人次。全國已有245萬名被執行人被列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其中34%的失信被執行人懾於聯合信用懲戒的威力而自動履行義務。[5]現行法律關於罰款數額規定的違法成本非常低，比如，違法事實確鑿並有法定依據，對公民處以50元以下、對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處以1000元以下罰款或者警告的行政處罰，可以適用簡易程序。在難以大規模修改現行法律的情況下，公開行政執法決定書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有助於提高違法成本，降低守法成本。

　　三是公開釋放市場與社會的活力。比如，公開行政執法決定書，征信企業可通過收集、整理、分析有關個人和企業的處罰、許可、補貼等信息制作信用調查報告獲利﹔征信企業持續關注行政執法決定書信息，進而行政相對人也會持續地努力依法辦事。除了征信企業，口碑類網站可以將服務業企業的行政決定書信息作為置頂評論，財經類網站可以加大對企業許可、處罰、補貼類信息的整理、分析，向投資者提供更為全面的投資分析報告。在信息時代，信息是比物質和能源更為重要的資源，信息的產生、發布、使用和整合將成為經濟活動的樞紐。 公開行政執法決定書，政府除了減輕治理壓力，還可能找到新的經濟增長點。

　　科學的行政決策離不開對行政執法大數據的分析。目前，不少政府機構還是固守定性分析的決策模式，定量分析還有較大推廣空間。抽樣調查仍然是政府決策的最主要方式，基於對全部數據進行分析的大數據決策模式尚不多見。而大數據時代意味著更廣泛、更深層的開放和共享，更精准、更高效、更智能的管理革命。

　　一是優化行政決策。決策的科學離不開對總體數據的分析。比如，可以借助春節期間出行的大數據，為解決春運難題提供思路。再如，可以收集法律實施中的問題，及時反饋立法，進而實現法律的動態完善。

　　二是預測違法信息。北京市城市管理綜合行政執法局通過對全部投訴舉報電話進行定量分析，得出每年夏季晚上某固定時段佔道經營違法行為上升的結論，結合指揮系統的位置信息，調配執法力量，開展執法活動，實現了科學執法。美國紐約市警察局曾將案件以圓點的形式標注在地圖上，不同顏色代表不同類型犯罪，特定位置的成串圓點則表示發生系列案件。針對數據分析進行重點治理，紐約市的治安指標不斷下降。這套后來被美國司法部推廣的“地圖映射和數據驅動的治安管理系統”，被証明在治安以外的交通等領域也行之有效。[6]

　　硬幣總有兩面。“互聯網戰略”既是“互聯網+”，也是“互聯網-”，我們還要警惕“互聯網+”行政執法的副作用。一是廣泛的信息化可能危及信息安全。西方國家仍處於信息技術的高端，斯諾登“棱鏡門”事件只是信息安全問題的一個縮影，在推進政府治理“互聯網+”的同時，必須充分考慮信息安全因素。二是信息化系統將執法流程固化，新的改革措施出台后，很難快速落地。三是大規模的數據採集、網絡侵權難以恢復原狀，決定了商業秘密、個人隱私將會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戰，其保護、利用規則也會因應更新。

　　[1]馬化騰等.連接一切：互聯網+國家戰略行動路線圖[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2.

　　[2][美] 邁克爾•哈耶特.平台:自媒體時代用影響力贏取驚人財富[M],趙杰(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13.

　　[5]最高法：中國裁判文書網總訪問量達到3.4億人次，全球最大[EB/OL].澎湃新聞網.﹔中國目前已建成全球最大裁判文書網[EB/OL]. 中國法院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