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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是一个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但又难以触及的概念。目前发布涉及电竞相关政策的市/区级政府有超过40个。围绕着这些可能稍有晦涩的政策文件,到底有什么样的变化在发生?对产业发展、行业演进和专业提升,它们正在发挥又将持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在这个专题里,《电子竞技》编辑部对此做了汇总,希望构建一个新的关于电竞发展政策的图谱,并从中挖掘一些关联线索,以此为更多地方政府的政策制定者提供建议和帮助,以求政策的力量能更好地助力行业发展。
许多今天仍在使用的发展模式或者正在尝试的发展方向,几乎都是2017年确定的。以关键词来举例,最被人熟知的,就是联盟化和地域化。
与联盟化相比,地域化的影响其实更加深远。原因很简单,联盟化的发起与推动更多由电竞产业自身决定,而地域化则需要外部的协同。虽然地域化跟着联盟化于2017年共同走进公众的认知,但线年。
不过,这个时间点的到来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筹备就绪,更多来自“策略跟随”以及“地方政府的觉醒”。具体的意思我们稍后解释,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地域化进程的加速与地方政府发布电竞产业扶持政策越来越频繁两个现象是在2018年交汇的。
那么,地方政府发布的政策到底有没有推进中国电竞产业地域化进程的加速。进一步讲,这些政策最终起到了怎样的效果?
不管在任何一个市场里,政府都是市场活动参与的主体之一,而参与的手段是政策。那么,不管是解释电竞产业是如何一步一步发展到今天的,还是展望未来的可能性,理解政策、评估政策,是永不过时的课题。
尽管在公共管理学科领域,对于政策的分析、评估依然存在着不同派别,但对于政策的目的,一个共识是,政府通过发布政策,以效率和公平为目的对社会资源进行再分配。宏观上看,不管是国家级的政策,还是地方级的政策,都遵循这个逻辑。
前面提到,地域化进程的加速与地方政府频繁发布电竞产业扶持政策两个现象是在2018年同时出现的。事实上,恰恰是由上至下的大量政策的发布,才让电竞产业能走出北京和上海,走向更多的城市。站在这个角度看,起码在宏观层面,政策是起到了一定效果的。
为了理解这一点,需要拆解下所谓的电竞产业的地域化探索。这个过程里最容易被观察到的三个行为分别是:头部赛事的落地、俱乐部主场的落地、非头部赛事和电竞类活动落地。而这三个行为背后则隐藏着一个内因和一个外因。
以队伍落地主场为例。如果将落地的城市分个三六九等,只要不是受到用户分布的严重制约,大家最终的结果一定是一样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成都……总之,沿着GDP往下捋就对了。在这个角度会得出一个有趣的结论,即便针对单个联赛,城市的供给也无法满足所有队伍的需求。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无论吵得多热闹,还是有许多俱乐部选择留在上海。
对于想要走出北京、上海的头部赛事们也一样。当政策承诺的条件差不多时,这些活动也一定是沿着GDP列表选目标。至于背后的逻辑,杂志过往讲过很多次,不再赘述。
说完了内因再看外因,即地方政府的觉醒,直观表现就是开始频繁发布电竞产业扶持政策,进行招商引资。这里有个前提,那就是2018年的电竞产业表面上看是一个没有任何硬门槛的行业——既不依赖基建,也不依赖自然条件,更不依赖城市GDP。虽然这种认知后来被证实不完全正确,但不管如何,政策上的承诺确实开启了赛事和俱乐部走出核心城市的过程。
2016年之前,如果让你说出和电竞强关联的城市,答案不会超过五个。北京、上海、太仓、成都、昆山。北京和上海是公认的发源地,太仓是因为LPL落地,成都和昆山则是WCG影响力的遗留。硬要说的话还有深圳,腾讯总部所在地。但2016年,腾讯和电竞的关联其实也没有今天这么强。如果今天再问出同样的问题,在前面六个城市之外,还要加上广州、苏州、重庆、西安、南通……这个列表不会太长,但相比于2016年之前,的确有了明显的扩充。
甚至具体到单个城市,竞争单位都从整座城市退化到单个区。站在这个角度看,当电竞产业出现了落地更多城市的诉求时,地方政府发布政策以引导赛事和俱乐部,实现了人和资本在全国范围内的流动。
最后,则是先行者产生的示范效应。事实上,如果将推出相关政策的地方数量按年分配,从2016年开始至2020年,一定是递增的状态。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当下头部移动MOBA联赛KPL的地域化进程。从东西部,到俱乐部纷纷落地主场,这个过程的背后是KPL联盟看到了真的有地方政府愿意接纳俱乐部。在这个过程里,当早期几个地方政府,比如成都,主动拥抱电竞产业时,流量的初步释放也的确产生了惊人的线下效果。
最终,我们会发现,在2020年之前,不过两三年的时间,这一波电竞产业核心资源的重新分配就以头部俱乐部找到了自己的主场有了初步的结果。接下来,就进入了第二个阶段。
不管是地方政府之间对于电竞产业核心资源的竞争,还是对新兴产业的拥抱,从来都不可能皆大欢喜。这就像一场比赛有队伍晋级、有队伍淘汰一样。
举个例子,2020年之前,北京在电竞产业上的尝试就是失败的,因为当时北京对于包括头部俱乐部、头部赛事等核心资源的吸引更多因为城市的属性和城市的禀赋,而非政策的有效。但2020年至今,北京在电竞产业的培育正走在迎头追赶的路上。
整体上看,在这一轮电竞产业核心资源的竞争里胜出的地方政府并不多,主要有北京、上海、成都、苏州、重庆、广州、武汉和深圳。这些城市也几乎瓜分了当下电竞里所有的核心资源,包括头部赛事的举办、头部行业活动的落地以及头部俱乐部的落地。
其中最遗憾的可能是杭州,明明是一个“更懂流量”的城市,也拥有好的营商环境和历史机遇,但最终没能突出重围。
既然上述城市能够脱颖而出,那么是不是就一定代表他们的政策是有效的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还需考虑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城市禀赋。简单说,就是城市本身能够提供的价值。
这里面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北京、上海和深圳。除了同时身为超一线城市之外,这三座城市都能提供独特的价值。北京自不必提,其自身的城市属性、一众自带影响力的场馆让其历来就是电竞赛事和俱乐部们的兵家必争之地。上海的优势则体现在灵活性上。当电子竞技作为一项运动同时受到多个部门的监管时,上海可能是中国第一个拿出多部门联合监管办法的城市,当然,唯一一条合法的高速VPN肯定也不能忽略。至于深圳,腾讯总部和地方政府的冲劲很好地形成了合力。
那么回到政策本身。前面说过,在一定程度上,政策是可以唯结果论的。既然这些城市脱颖而出,那么其政策我们就可以被认为是有效的。然而,我们还需要给出一个评判的框架。
政策分析通行的一般性定义是发布的主体是否通过政策以及政策环境影响到了客体从而达到了想要实现的目的。
翻译过来,就是地方政府是否能通过政策实现推动当地电竞产业的发展。很遗憾,这种判断是不准确的。且不说任何一个地方的某个产业集群的发展是城市禀赋、市场环境、政策、政府和经营者长时间合作的结果,单是政策从情报收集到产生影响,也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过程。
比如合肥和京东方之间的合作始于2008年,中间历经波折,直到2018年,才吸引到光电显示产业大量上下游厂商落地,从而成为真正意义上我国的光电显示产业中心之一。
如果要分析政策的有效性,为了便于理解和比较,我们需要将政策发布后的一系列动态过程简化为一个序列:政策被感知到、达到某个或某几个政策目标,最终在产业端显示出效果。
虽然这样做不免有些简化,但确实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政策发布到产业变革之间的过程。更重要的是,感知、达成目标具备被评价的可能性。
感知很容易确定。只要是我们能够在电竞媒体上搜索到这条新闻,那么以电竞行业传播高度垂直的特点,政策的发布和内容就一定会传递到从业者那里。
而政策的目标则是我们分析的重点。一般认为,政策的目标是政策发布者想要达成的目标,同时,这个目标也要能够被市场主体充分理解。这时,就有一个基本的问题,首先政策发布者想要达成的目标是否具有实际性;其次,这个目标被表述得是否清晰;接着,这个目标能否被市场主体充分理解;最后,二者之间能否达成激励上的一致。
从结果看,上述城市之所以能够在竞争中脱颖而出,除了自身的禀赋优势外,起码在政策目标的确定与表达上是优于其他城市的。
所有的目标都写在政策文件里vnp官方下载,更确切地说,是写在发展目标这一章节中。当然,有些可能写得很模糊,有些相对明确,但转译之后,我们会发现,无外乎四类,而且耳熟能详。
简单概括就是,落地游戏企业、落地知名电竞赛事、落地知名电竞俱乐部,最后围绕着三个落地主体开展衍生业务。以上四者难度依次降低。同时,对地方政府而言,所有的经济类政策最终都指向税收和就业这两个最重要的点。因此,政策目标里一定包含所谓的产业落地。但关键在于,政策目标能否兼容是比全产业落地这个目标层级更低的目标。
以成都为例,作为典型的旅游城市,成都对于电竞产业的诉求可以归结为一个词:流量。因此,成都所有的扶持都向着流量倾斜。不只有AG俱乐部,长期落地的PEL和CFPL是为了流量,先后承接的IEM和MSI也是为了流量。
以落地Hero的南通为例,2024年,南通市海门区政府发布了《海门区电竞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在发展目标这个章节,自然提到了“全力推进电竞产业特色发展,着力打造赛事有影响、产业有规模、数旅融合有特色的‘海门电竞产业发展高地’,逐步构建起赛事体系完善、产业孵化加速、数字文旅融合的电竞产业生态圈”。但真正重要的在后面,政策提到“到2026年,海门电竞产业注册市场主体力争突破10家,举办1-2个专业性强、人气度高的国内外电竞顶级赛事,引育1家高水平电竞俱乐部,引育1-2家头部电竞企业,培育1-2个IP电竞赛事体系。”
这个目标的好处就是模糊和清晰的部分同时存在,并且实现了互相兼容。同时,低层级目标的达成起码在逻辑上为高层级目标的实现铺设了潜在的路径。
再举个例子。深圳市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于2020年发布的《深圳市龙岗区经济与科技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实施细则》里明确提到,对近两年内迁入我区的顶级俱乐部(上年度“体坛加”电竞联盟评选的“中国电竞俱乐部品牌价值榜”前十名或《电子竞技》公布的俱乐部积分排行榜前十名)给予200万元落户奖励(按照50%、30%、20%的比例分三年拨付);对迁入我区的次级俱乐部(上年度“体坛加”电竞联盟评选的“中国电竞俱乐部品牌价值榜”第十一至二十名或《电子竞技》公布的俱乐部积分排行榜第十一至二十名),给予100万元落户奖励(按照50%、30%、20%的比例分三年拨付)。
和南通市海门区的政策相比,深圳市龙岗区的政策进一步明确了俱乐部招引的标准,自然就具备更大的可操作性。同时,市场主体也不会在解读上有偏差。当然,政策目标的清晰源于对产业深入的理解、对自身发展思路的明晰等。不管如何,横向对比之下,北京、上海、成都、苏州、重庆、广州、武汉和深圳,这些城市在政策上的演进是非常明显的。
而且,并非只是针对俱乐部或赛事这种具体的市场标的,政策的目标才清晰。更高层级的政策目标同样可以做到相对的清晰。这里我们就不举具体的例子了,简单说,几乎所有的电竞衍生行业,都是清晰的政策推动的结果。
同理,苏州专注在主场开发、北京专注在行业交流平台搭建、上海专注在头部赛事落地、成都专注在“文旅+”,这些清晰的政策目标都在产业发展过程里让资源充分地倾斜到了相关的维度,并最终打造出了城市本身的产业优势。
最后想强调的是,清晰的目标制定、设定与传递并不是一件难事。很多时候,某个地方政府的电竞产业扶持政策目标不清晰,背后一个可能的重要原因在于他们对待电竞产业的态度和预期。而在目标的制定、设定与传递上能够做到清晰准确的地方政府,也一定是坚决扶持电竞产业的。
事实上,相比于政策目标,市场主体可能更关注政策的手段。因为在经济类的政策里,这些手段直接决定了市场主体能够得到的资源是什么,是真金白银,还是免费场馆?
合适的手段不仅仅能够帮助政府实现政策目标,还能以政府和市场主体之间的激励兼容,屏蔽掉一些政策套利的行为,真正将政策的效果导向当地的产业。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对俱乐部的扶持手段。如果将所有政策放在一起,手段上变化最明显的,就是对俱乐部的扶持上,无论是扶持的广度还是方式。
首先,对俱乐部的扶持方式是逐渐丰富的,从最初单纯的落地补贴,到如今,过往成绩补贴、新成绩补贴以及参赛补贴并存。逻辑上,几乎正在实现对俱乐部生产行为各个环节的全覆盖。
其次是补贴的灵活性。这里面最显著的变化就是,从取得成绩后补贴变化为参赛即补贴。这种变化实际上改变的是补贴和生产行为的先后顺序。对俱乐部而言,引入更有实力的选手、晋级顶级赛事、取得好名次是典型的生产行为,但这里面也有风险。特别是对于MOBA项目而言,重金引入选手后,如果成绩不理想怎么办?另外,如果俱乐部拿到了好成绩,也面临着许多补贴可选。
那么如何留住俱乐部,或者在政策的竞争里脱颖而出呢?将补贴前置就是一个选择。因为如果将补贴的标准降低,更换成参赛资格,那么俱乐部面临的经营风险实际上是随之下降的。要知道,现阶段更多俱乐部仍然处在入不敷出的财务状态,在资本的压力下,他们不愿意也不敢进行高风险的投资。所以,任何能够实际降低经营风险的补贴手段,自然会更受关注。
除了我们熟知的场馆免费使用、税收返还之外,近年来有地方政府开始设立产业引导资金,其实就是在自身补贴能力有限的前提下,通过政策引导更多市场资本进入电竞产业形成合力。此外,有的地方政府还通过“电竞+”的形式,为市场主体提供更多不同类型的补贴,还有的地方政府面向经营过程中的实际困难,提供针对性的辅助手段。比如苏州高铁新城管委会帮助解决了一系列外援选手的签证问题;北京市专门推出了“简化电竞赛事审批,将赛事许可和安全许可合并办理,实现一次申报、并联审批”的举措;上海更是针对电竞产业的监管现状,首创了多政府部门联合工作的机制。
这个过程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政府对于电竞产业的了解越深入,越能提供行之有效的帮扶手段。而这类帮扶手段越丰富,市场主体越能感受到经营上的“助力”,从而跳出短期套利的圈套,着眼于长期的发展。
2018年至今,7年过去了,虽然最终当地电竞产业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城市要么是超一线城市要么是一线年前相比,很明显,城市自身禀赋起到的作用正在下降,政策的作用正在上升。更重要的是,不只是这些地方政府深入地了解了电竞产业,制定了行之有效的扶持政策,参与其中的市场主体也开始越来越能够解读政策,提供相应的回报。
2023年开始,从国务院发布政策里的关键词可以看出,电竞产业在体育化的模式下并没能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接下来可能要在数字经济和消费驱动两个框架下,重新构建自己的定位。中国市场上的任何一项产业都离不开政府的深度参与。理解政策、理解政府在市场里的作用,这是上一个十年电竞产业没能做到的地方,也是下一个十年开始时,最好提前补好的功课。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