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德国《世界报》发表了一篇很有意思的评论文章，试图给如今正焦虑无比的欧洲人打一剂强心针。

　　面对特朗普对欧洲发出的“你们的文明已经到了灭绝边缘”的空前嘲讽，以及欧洲内部保守派对“罗马式崩溃”的莫名恐惧，这篇文章的作者，德国资深媒体人冯·艾伦·波塞纳（Von Alan Posener）提出了一个让人耳目一新的观点。

　　波塞纳将欧洲的“改变”与中国近代的“变革”相提并论，却忽略了两者最本质的区别——主动权的归属。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国门被坚船利炮轰开，从《南京条约》到《辛丑条约》，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让华夏大地沦为半殖民地。这种切肤之痛催生的，是贯穿半个多世纪的救亡图存运动，每一次变革都带着明确的目标：保住文明内核，摆脱外来奴役。

　　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纲领，江南制造总局造出的每一门火炮、福州船政局驶出的每一艘轮船，都承载着“自强求富”的诉求。即便到了20世纪初的辛亥革命，推翻帝制的同时仍在坚守“五族共和”的文明根基。

　　整个过程中，中国对西方元素的吸收始终带有强烈的选择性——学习技术是为了抵御技术侵略，借鉴制度是为了重构国家框架，所有改变都围绕“让中国不再受制于西方”这一核心，是痛定思痛后的主动重塑。

　　如今欧洲的“改变”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质。在移民问题上，欧洲精英在政治正确的裹挟下，将文化认同的稀释视为“进步”；在能源危机中，为迎合环保口号仓促弃用传统能源，导致工业成本飙升。

　　在外交领域，时而追随美国制裁俄罗斯，时而又因能源短缺被迫妥协，始终在外部压力与内部争议中随波逐流。这种缺乏核心目标的调整，更像是“去主体化”的自我消耗，与中国近代“为活下去而换血”的主动变革有着本质区别。

　　波塞纳的论述中，最明显的疏漏是对文明韧性根源的误读。他将中国的复兴简单归因于“敢于改变”，却未看到背后支撑这种改变的，是延续五千年的大一统文明内核。

　　中国从来不是单纯的地理或政治概念，而是“伪装成国家的文明”，统一的文字体系构成了跨越地域的沟通桥梁，从《史记》到《资治通鉴》的历史叙事构建了共同记忆，儒家文化中的世俗伦理则形成了强大的价值向心力。

　　这种韧性在历史上多次得到验证。魏晋南北朝的三百年分裂后，隋唐实现大一统；元清两代异族入主，最终却被中华文化同化，科举制度、儒家礼法得以延续。

　　即便在近代百年国耻中，这种凝聚力依然存在——抗战时期，无论是正面战场的浴血奋战，还是敌后根据地的顽强抵抗，不同党派、地域的中国人都能为“保家卫国”的共同目标团结起来。这种“大乱后必有大治”的历史惯性，让中国在变革中始终能守住文明根基。

　　欧洲的文明格局则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形态。所谓的“欧洲文明”，更像是由几十个民族国家拼接而成的马赛克拼图，每个板块都有独特的语言、历史和价值观。

　　荷兰人以海上马车夫的历史为荣，匈牙利人坚守草原民族的文化记忆，法国人高举启蒙运动的旗帜，彼此间的差异远大于共识。欧盟作为区域联盟，更多停留在经济合作层面，统一的货币和贸易规则之下，缺乏统一的历史叙事和文化认同。

　　这种松散性在危机来临时尤为明显。2016年英国脱欧，正是对欧盟一体化的直接否定；难民危机中，匈牙利修建边境墙，波兰拒绝接收难民配额，各国纷纷优先维护自身利益；能源危机爆发后，德国推动可再生能源转型，法国却重启核电站，政策难以协同。

　　欧洲各国右翼势力的抬头，更凸显出“法国人”“德国人”的民族认同正在取代模糊的“欧洲人”身份，这种分裂特质与中国的大一统基因形成鲜明对比。

　　文明的延续与复兴，离不开高效的治理体系支撑，这也是波塞纳未曾触及的关键维度vpn master教程iPhone。中国近代的变革历程中，尽管政权更迭频繁，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治理传统始终未断。

　　洋务运动时期，清廷虽腐朽，但能集中资源创办近代工业；新中国成立后，更是凭借强大的国家执行力，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完整工业体系，推动改革开放实现经济腾飞。这种高效的治理能力，让变革能够快速落地，避免了无休止的内耗。

　　欧洲的治理模式则陷入了“议而不决”的困境。多党制下，各党派为争夺选票相互掣肘，一项政策往往需要经过漫长的辩论和妥协才能出台。

　　以移民政策为例，德国主张宽松接纳，匈牙利坚决反对，欧盟内部的分歧让统一政策迟迟无法落地；数字税改革讨论了五年，仍因各国利益冲突难以推行。这种低效的治理模式，使得欧洲在面对移民、能源、经济衰退等多重危机时，难以形成统一的应对策略，更无法实现类似中国的大规模变革。

　　人口结构的差异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治理落差。中国近代救亡图存时期，青壮年人口占比极高，为变革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和社会活力。

　　如今的欧洲则面临严重的老龄化问题，德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21%，意大利达到24%，老年群体对变革的接受度较低，青壮年人口的不足也让改革缺乏足够的推动力。这种人口结构的刚性约束，使得欧洲即便想复制中国的变革路径，也缺乏相应的社会基础。

　　波塞纳在文章中讽刺保守派想把欧洲变成“大号梵蒂冈”，主张主动拥抱混乱以实现重生。这一观点的致命缺陷，是忽略了中国复兴的核心前提——在守住文明底线的基础上消化变革。

　　中国近代的每一次学习和调整，都以维护国家主权和文明独立为前提，从未陷入盲目跟风的混乱。而欧洲当前的“拥抱混乱”，更像是在缺乏核心认同的情况下随波逐流，很可能陷入“无法消化混乱”的困境。

　　波塞纳的论述，本质上是欧洲精英在焦虑之下的精神胜利法。他们看到了中国从百年国耻中复兴的结果，却未看到背后付出的巨大代价——无数先烈的牺牲、强大的文明凝聚力、高效的治理体系。这些核心要素，恰恰是今天的欧洲所缺失的。将中国的复兴简单归因于“敢于改变”，就如同看到病人康复只归功于“吃药”，却忽略了病人自身的体质和药效的协同作用。

　　事实上，欧洲并非没有复兴的可能，但前提是要走出对中国经验的误读。与其盲目模仿“接受变化”的表面形式，不如先厘清“欧洲是谁”的核心认同，构建统一的历史叙事和文化纽带；与其在政治正确的裹挟下随波逐流，不如回归实事求是，根据自身国情制定政策。

　　与其在议而不决中消耗精力，不如强化欧盟的协调能力，实现高效治理。只有找到适合自身的复兴路径，欧洲才能真正走出当前的困境。

　　波塞纳的文章虽然存在认知偏差，却也带来了重要启示：中国的复兴从来不是理所当然的奇迹，而是文明韧性、主动变革与高效治理共同作用的结果，是无数人用血肉和汗水换来的成就。这种复兴路径根植于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土壤，无法被简单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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